上海師范大學　方廣锠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文明有著高度的文明自覺。所謂“文明自覺”，我的定義是：“對自己創造的文明有著充分的價值評估，并力圖采用一切方式使這一文明傳承下去?！钡浼莻鞒形拿鞯淖詈梅绞??？鬃右韵?，歷代整理典籍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就是這一文明自覺的體現。所以中國古籍之多，汗牛充棟。

 自古到今，中國的典籍經歷了寫本、刻本、近現代印刷本等不同時期，現在已經跨入數字化的門坎，進入電子本時期。不同時期的典籍，因其制作方式不同，具有不同的特點。有關這一問題，我已經有文章論述，本文不再贅述。我認為，典籍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無疑也是后代中國人不斷進行古籍整理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中華民族這個在歷史上非常善于創造文化的民族，卻不能同時也稱為是一個善于保護文化的民族。深夜讀書，每當讀到一次次的文化浩劫、古籍零落，未嘗不掩卷嘆息再三。

 社會在發展，文化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新文化不可能凌空而生，必然應因時代需要，吸收新的營養，從舊文化中蛻變。自古到今，外來的文化也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與中國文化不斷濡化，充分結合，才有了旺盛的生命力。這些都是每朝每代文化發展的高潮時期必然會進行古籍整理的內在動力。

 一百多年前，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中華文化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時，中國人所謂的大變局主要是指西方文化的挑戰。實際上，文化的交流從來是雙向的，所以，所謂“挑戰”也是雙向的，這就是美國塞繆爾·亨廷頓提出：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文明的沖突”的文化背景。

 在數字化時代的地球村，中華文明如何自存、如何發展？這里涉及到諸多問題，其中不少問題非筆者所能置喙，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僅談談筆者對數字化時代古籍整理的幾點想法。應該說明，古籍數字化工作，在我國已經開展多年，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目前的古籍數字化，大體是兩種方式。一種是對應于傳統排版書籍的電子植字本，一種是對應于傳統影印書籍的電子影印本。雖然目前已經在古籍的電子植字本基礎上開發了全文檢索、主題索引等功能，但從總體看，以往古籍數字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立足於傳統古籍，僅是利用數字化技術，開發出若干功能，因此依然保留傳統古籍整理的種種弊病。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轉換立場，立足於發掘數字化技術的無限可能性，從底層開始，從數字化應用的角度，重新構建數字化時代的中華古籍，以充分拓展與利用數字化的優勢，全面開發中華古籍資源，更好地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一、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應該成為中華古籍整理的方向

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與人工智能的開發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無限的可能性。最近，谷歌圍棋人機大戰，阿爾法狗4比1戰勝韓國李世石，這可以視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茖W技術就是生產力。正如有人評價人工智能時所說，這種人工智能正在顛覆整個世界。如果將互聯網作為人工智能的一種表現，它已經大幅度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面貌。那些在信息交換方面不夠透明的行業，那些交易成本高的領域，都可能被新技術席卷而空。毫無疑問，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應該成為中華古籍整理的方向。

本文稱“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應該成為中華古籍整理的方向”，乃基于如下幾個理由：

第一，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做到古籍的信息全覆蓋，使我們將古籍整理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

一本古籍，它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就敦煌遺書而言，包含了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的研究信息。以往的古籍整理，往往將三者割裂開來。傳統的古籍整理者，更是往往僅關注其文獻價值。其實，上述三個方面的信息相互融合貫通而成為一個整體，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全面覆蓋與發掘敦煌遺書內涵的各種信息，可以讓我們將敦煌遺書的整理水平與研究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筆者主持開發的“敦煌遺書數據庫”全面采集敦煌遺書中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的研究信息，努力將這些信息組合起來，全面研究敦煌遺書，更好地發掘與體現敦煌遺書的內在價值，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目前正在進一步完善系統。

第二，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可以避免重復勞動，實現有效學術積累，讓所整理的古籍真正達到“盡善盡美之境”。

以往的古籍整理，采用的依然是劉向以來中國兩千年古籍整理的傳統模式。但人力畢竟有窮盡時，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無論何人，無論其學術水平多么高超、工作態度多么精審，他的古籍整理成果，依然會有錯誤，差異只在錯誤的大小與多少。筆者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用“以精益求精之心，求盡善盡美之境”這一口號自我勉勵，但出版以后，其中的錯誤，有時讓筆者自己無地自容。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從古到今，同一本古籍，雖有不同的研究者反復?？睒它c，依然難以讓所有的讀者都滿意，于是新的重復勞動不斷涌現。此外，還有這樣的情況：研究者對某一古籍發現前此未曾利用、但很有價值的傳本。按照傳統整理方式，此時就會有人將該古籍再整理一遍。如此等等，20年來，僅《史記》、《敦煌變文》等古籍的整理本，出版不知凡幾。

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可以讓我們徹底跳出劉向以來的這一傳統模式，避免重復勞動，實現古籍整理的有效學術積累。且積以時日，可以讓所整理的古籍在與讀者的不斷互動中真正達到“盡善盡美之境”。

第三，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可以按照不同工作程序所需的不同學術含量，把古籍整理工作分解為若干個環節，從而盡量減少古籍整理者的工作量，減少無效勞動，讓古籍整理者將更多的時間用于學術含量更高的創造性思維勞動。

傳統的古籍整理方式，需要整理者對底校本的文字一一比對。一般來說，底校本的文字差異不會超過10%。因為如果超過10%，應當視同異本，只能參校，不能用來作校本。由于整理者最終核對出來的異文不會超過10%，也就是說，整理者90%以上的比對工作都屬于無效勞動。雖則如此，整理者必須圓睜雙眼、逐一比對底校本的文字，唯恐有所疏漏。自然，古籍整理本來就屬于沙里淘金。金子再少，也不能漏掉；沙子再多，也得一粒一粒去數。但如果能有一種方式，直接將沙子淘掉，將金子挑出來，豈不是可以大大減少整理者的工作負擔？筆者主持設計的數字化古籍整理系統，按照不同工作程序本身所需要的不同學術含量，把古籍整理工作分解為不同的環節，可由一般工作人員及系統本身去完成那些學術含量較低的工作。比如可以由系統自動進行文字比對，忽略相同的文字，僅將異文提示給整理者。與傳統古籍整理方式相比，這一系統可以為整理者減少90%以上的文字比對工作量。讓整理者把時間更多地用于文字的訂正、詞義的辨析、標點的正誤、內容的詮釋。

自然，這樣的古籍重建工作不是僅憑個人力量可以完成的，故此時的古籍整理也從傳統的個體勞動變成集團化勞動，中華古籍整理將出現全新的局面。

第四，筆者目前主持設計的數字化古籍整理系統，將包括諸多模塊，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要求，從文字、詞語、句法、文本等各種不同角度，提供各種不同形態的古籍整理成果。并可以在上述成果的基礎上，建立各種數字化知識模型，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外，如古籍的現代漢語譯注、外語翻譯等工作，都可以在同一平臺上進行。目前除了字庫初步成型，其他方面的工作正在設計中，其前景是令人向往的。

二、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需要建立古籍整理新理念

數字化古籍整理與傳統古籍整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工作方式，需要建立相應的古籍整理新理念。

第一，廢除底本、校本區別，對參校古籍一視同仁。

由于古籍整理需要諸本對校，指誤正謬，工作量浩大，為了減少工作量，傳統的古籍整理采用盡量壓縮校記數量這一方法。具體的做法是：整理者首先需要找到一個好的底本。所謂好的底本，就是相對來說，它的行文錯誤較少。整理者以底本為依據，參校其他校本。傳統一般采取凡是底本正確，一律不再出校；凡是底本有誤，則斟酌校本出?；蜃骼硇?。采用這種方式，如果選對底本，的確可以大大減少整理者的工作量。

問題在於，什么樣的傳本才是好的底本？這自然完全由整理者判定。張之洞當年撰寫《書目答問》，就是為給天下讀書人提供一個相對好一點的讀本。但個人的見聞、水平畢竟有限，整理者又怎么能夠保證自己所選擇的底本一定是該典籍的最好版本？

如上所述，數字化古籍整理能夠利用數字化技術比對文字、提示異文，大大減輕了整理者的工作量，故沒有必要再對參校諸本作區別對待。相反，應該對參校諸本一視同仁，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參校諸本的信息全覆蓋。所以，傳統的底校本觀念在數字化古籍整理中將被顛覆。

第二，逢異必校，擇善而從，提供原始資料。

如前所述，為了減少工作量，傳統的古籍整理在?？敝?，凡是底本正確，一律不再出校；凡是底本有誤，則斟酌校本出校；諸本皆誤，由整理者理校。與上述哪個傳本可作底本完全依靠整理者主觀判定一樣，底校本的哪些文字正確，是否需要出校，也完全由整理者主觀判定。由此，所完成的整理本的質量高低，完全依賴於整理者的學術水平及工作態度。然而，是人就會犯錯誤。所以，上述方法不能保證整理本不出錯誤。

由于上述?？狈椒ǖ谋撞?，所以中華古籍整理又出現“逢異必?！边@一方式，即只要底校本文字有岐異，則一律出校。

采用“逢異必?！边@一方式，此后又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不作案斷”。即僅僅校異，然后把各種異文寫入校記，交給讀者去判斷正誤?！吨腥A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就是這樣做的。

一種是“擇善而從”，即整理者從諸多異文中確定自以為最正確的文字寫入整理本，諸本皆誤則作理校，同時在校記中羅列所有的異文。這種方式便于讀者對整理者的工作進行評判。我主持的《藏外佛教文獻》就是這樣做的。

坦率說，上面提到的“廢除底校本區別”、“逢異必校、擇善而從”等理念，雖為數字化古籍整理之必須，但從原則上講，依然屬于傳統古籍整理也可以采用的，如《藏外佛教文獻》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與底本正確不出校相比，后一種方法的優點僅在于提供了參校諸本的所有異文，讓讀者有可能對整理本的正誤做出判別。

從理論上講，采用“逢異必校、擇善而從”這種方式，由于整理本中已經包含了參校諸本的全部信息。即使整理者有誤，讀者亦可以根據校記來進行勘誤。但俗話說“無錯不成書”，整理者是否能夠真正做到把參校諸本的異文全部校出，并全部正確列入校記，顯然是要打一個問號的。由于此時整理者僅提供一個整理本，而他所使用的參校諸本往往不少屬于希見本，甚至屬于文物，一般讀者難以見到，于是對一般讀者而言，也就只能憑籍整理本提供的信息來評判整理者所作的工作。這種評判的效果，自然也要打一個折扣。亦即整理者掌握的參校諸本，讀者并不掌握，整理者與讀者處在信息不對稱的兩端，借用上文的表述，傳統的古籍整理就是一個“信息交換方面不夠透明的行業”。讀者對該整理本，要么信從，要么拒絕。如果信從，則如整理本（含校記）有誤，作為信息鏈下端的讀者，很難發現整理本的錯誤。那么，依據整理本所作的學術研究也就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可以徹底改變這一局面。筆者主持設計的古籍整理系統將在整理本層面，把整理本與每一個參校本鏈接起來；在參校本層面，將每一個參校本的每一個文字與它的原始資料鏈接起來。這樣，讀者可以通過系統提供的追溯功能，對自己存疑的每一個校本、每一處文字進行復核，查核其原始資料。這樣，讀者便與整理者處在信息完全對稱的同一平臺上，就可以對整理本進行全面、深入的評價；發現有問題，可以提出修訂或商榷意見。系統會自動記錄讀者的意見，反饋給整理者及其后的所有讀者，供大家擇善而從，以進一步完善與提高整理本的水平。筆者相信，如果采用這種方式不斷互動下去，中華古籍整理將有希望臻于盡善盡美的境地。

第三，對古籍整理著作權的新挑戰

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古籍整理由傳統的個體勞動變成集團化勞動；由傳統的不斷推倒重來的重復勞動，變成不斷進行知識積累的過程。這一工作方式的徹底轉變，對傳統的古籍著作權提出新的挑戰。在知識產權變得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解決“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中華古籍”過程中產生的古籍整理著作權問題，也需要我們未雨綢繆。

第四，充分發揮數字化優勢，不斷開發、完善新的功能。

如前所述，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與人工智能的開發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無限的可能性。本文在已經試運行的古籍整理系統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令人向往的前景。但坦率說，我們現在還不能把數字化古籍整理可能給我們提供的“無限的可能性”看得很清楚。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摸索創新，充分發揮數字化的優勢，不斷開發利用數字技術重新構建出的古籍的各種新功能，以使中華傳統古籍在新時代發出煥發新的生命力。

三、結語

人類社會從漁獵時代、農耕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走來，現在已經見到智能時代的曙光。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同種類的工作，往往會因為技術手段的更新換代，出現斷崖式的更替與興衰。這對我們古籍整理工作者來說，同樣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能否面對挑戰，抓住機遇，使我們的古籍整理工作與時俱進，躍上新臺階，是我們這一代古籍整理工作者面臨的任務。這里當然離不開國家層面的扶持，但更主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創新性勞動。我想，只要我們盯住時代前沿，重視實用創新，不作玄虛空談，踏踏實實，一步一步走下去，總能達到理想的彼岸。